蔡继明:土地制度改革要兼顾两代农民工

新京报 2017-03-08 08: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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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否认,在城市化进程当中,排名前列代农民工到现在都已经40岁、50岁,甚至更大,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中来,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,承包地和宅基地是他们的一个退路。

新京报:这些年你先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关注土地问题,为什么对土地问题这么关心?

蔡继明:我一直在致力于新的价值理论,叫广义价值理论。其中就包括土地,而土地正是财富之母。研究土地对价值决定的影响,其实也就是研究地租,研究土地资源的配置。

因此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,我作为委员和代表,城市化、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我关注的焦点。

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认为,土地流转可通过增减挂钩来实现,偏远地区的宅基地是不值钱的,可以复垦为耕地,把耕地指标平移给城市周边,土地供给增加就能降地价。

新京报:目前土地确权和流转正在加速推进。但普遍担忧农民在农村有地,不打工了就可以回家种地,如果土地流转后,农民可能就没有这个退路了。土地流转后,农民的去路在哪?

蔡继明:这个担心是可能的,但是到底有多少人会出现情况,需要做一个全面分析。

不能否认,在城市化进程当中,排名前列代农民工到现在都已经40岁、50岁,甚至更大,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中来,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,承包地和宅基地是他们的一个退路。

但改革开放30年来,农民工群体中的80后、90后甚至00后都有了,占到整体70%左右。新生代农民工从一开始就和排名前列代不一样,排名前列代农民工进城的典型目的是为了挣钱回家娶媳妇,盖房子,新生代进城的目标就是为了变为城市居民,他对城市很熟悉,他也没有回乡的心理准备。

新京报:这一问题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是什么?

蔡继明: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,既要照顾到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需求,更要照顾越来越多的、越来越占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,实际上将来绝大部分是要留在城市的,土地对他们来说已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,也没有社会保障、养老保障的功能。所以我们在进行土地制度设计时,不能因为有这个担心,就把土地制度改革搁置下来。

新京报:宅基地入市一直是比较热门的话题。如果宅基地大规模顺利入市,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等方面有什么影响?

蔡继明:这对房地产市场将有非常大的影响。现在的土地供给是地方政府决定,以行政手段从农村征地,再进行拍卖,卖给开发商,这一个垄断的土地市场,势必导致地价越来越高。

目前城镇建设用地一共也就9万平方公里。农村除了耕地外,还有19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,这是什么概念,是城市的一倍还多。农村建设用地里面,除了极少量的道路、学校等公共设施用地和村办企业外,70%以上是宅基地。这些宅基地上居住的人口是越来越少了。很多人发现,村落里居住的都是老人、小孩,大量房子是空置的。而大量的农民在城里又买不起房,所以这就是一个资源错配,宅基地流转的目的就是解决资源错配。

新京报:宅基地入市具体应如何操作?

蔡继明:土地流转可通过增减挂钩来实现,偏远地区的宅基地是不值钱的,可以复垦为耕地,把耕地指标平移给城市周边,这样城市周边就有了更多土地资源,土地供给增加就能降地价。而另一方面,宅基地流转后,农民也增加了相当一部分收入。这样一增一降,农民就能在城市安家落户,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。

新京报: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,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,你今年提出了关于加大保护私有产权力度的建议,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。除了司法手段,政府还可以做些什么?

蔡继明:现在私有产权在我国已经合法化,写入了宪法、物权法。从十五大开始,非公经济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;但是在认识上,我们还要强调,非公有制经济不存在剥削,这个观念问题还要继续强调。

现实当中,公检法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,公安部门不要轻易涉足经济纠纷,否则一个查封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倒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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