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城市住宅区长期都是封闭的?

近日，国务院印发文件，明确要求“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，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。”

这一要求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：我国多数城市居民小区，为何长期都是封闭的?要想回答这一问题，我们得从历史上说起。

古代建封闭小区是为更好地控制民众

有研究称，历史上有过三波大规模的城市居民住宅区封闭潮，究其原因，各有不同。排名前列波封闭潮，可以追溯到古代的“闾里制”。简单说就是把城里的居民，按 一定户数用高墙圈成方块状的“闾”;墙上设门，供居民出入;门侧设“弹室”一类的机构，配置“里正”一类的管理人员，来控制和管理内中居民(如入夜后居民 禁止上街)。这种制度起源于先秦，至隋唐进化为控制力更强的“里坊制”。唐代长安城居民区共划为108坊。大坊内部，四门加一条十字街，小坊内部，两门加 一条横街。日出开坊门，日落敲街鼓60下后关坊门，管理极为严格。

北宋定都汴梁后，工商业很发达，严格控制居民人身自由的里坊制被抛 弃。取而代之的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那种与今天的商业街很相似的“街坊制”。城市居民自此不再被政府用高墙圈禁。至大清入关，因为政权不自信，北京城居民的 住宅，才又再次被栅栏分割、封闭。据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，清初北京，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座，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座。栅栏门晨启昏闭。清朝中叶以 后，栅栏渐渐消失，唯前门“大栅栏”这样的名称流传了下来。

上世纪50年代兴起建“单位大院”

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建造封闭住宅区，是1949年后兴起的“单位大院”。机关、工厂、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单位，都可以根据其人员规模、行政级别等，分 得一块城市土地和一笔包含住房、饮食、医疗、教育费用在内的建设资金。各单位将土地用高墙一围，在内部自行规划办公、居住资源，工作、生活高度一体化，就 成了一个个单位大院。

之所以要搞单位大院，有两个原因。排名前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量部门需要安置，跑马圈地建大院，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。 第二，计划经济体制下，需要强化劳动者对“单位”的依附性，集工作、生活于一体的“单位大院”遂应运而生。有统计显示，到1975年，城市劳动力的 78.2%，都住到了封闭的单位大院里。

1952年，建筑学家梁思成，曾借前苏联专家之口，小心翼翼地批评“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 起来，自成一个小天地”。1964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《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》，无奈说道：“由于建设计划是按‘条条’下达，各 单位分别进行建设，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、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，至今没有建设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。……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，近期又不建设，造成很大的浪 费。”

小区热衷封闭并非只是富人追求特权

第三次大规模建设封闭小区，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。有统计称：1991-2000年间，上海将83%的居住小区封闭了起来;同期广东封闭了54000个居民区;深圳2001年持有商品预售许可证的楼盘里，95%是封闭社区。

有一种想当然的声音认为，这波小区封闭潮，是有钱人在追求“特权”，想把自己和其他普通民众隔离开来。但档案资料，却更多地将主要原因指向了社会治安。 譬如，《人民公安》1996年刊登报道《封闭小区好》，其中写道：“1995年2月以来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治安状况，选 择朝北、朝南等十个治保会进行了‘小区封闭管理’的防范试点，收到显著效果……一年来10个封闭小区治安状况、公共秩序有了明显改观，自行车案件下降幅度 达91.5%，刑事案件发生3起，下降85%，机动车全年无一丢失。”

类似这种由基层派出所出面，动员民众将原本开放的小区封闭起来的 事情，并非个案。如上海、武汉、广州等城市，翻查其各区县年鉴，均可在公安工作的总结条目下，找到“推行封闭小区”的内容。住房制度改革之后，开发商热衷 于建设封闭商品住宅，民众也乐意购买封闭商品住宅，并不是有钱人在追求“特权”，而多只是在寻求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。